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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在黑白琴键上的人生历程：讲述叶惠芳教授的故事 　

镌刻在黑白琴键上的人生历程：讲述叶惠芳教授的故事  一、生命顽强　死神也望而却步

　　2000年，70岁的叶惠芳教授被诊断患了乳腺癌，亲友学生无不焦急万分，叶教授却泰然处之：手术。“人生七十古来稀”，割掉病灶一样继续愉快地生活。可是出院时的例行体检却发现了“癌症转移”，叶惠芳的右臂肱骨X片显示一块阴影，诊断为骨癌，须立即截肢，否则癌细胞迅速扩散，生命只剩三个月!叶教授惊愕了，不为生命只剩三个月，只为截掉有臂!没有右手，怎能用自己的十指与陪伴一生的钢琴交谈?许多好心人力劝叶教授截肢保命，叶教授断然决定：保留右臂，等待死神。有钢琴这根精神支柱。肉体死，虽死犹生；无钢琴这根精神支柱，肉体生，虽生犹死。这就是钢琴家叶惠芳的生命逻辑。

　　也许是叶惠芳对事业的执著、对死亡的蔑视，令死神悄然退却。经过几个回合的波折，那一块肱骨阴影被专家最终确认为一般软骨瘤。往后的日子叶教授活得很好，即使有点病痛也是“小菜一碟”。还有什么比“生命只剩三个月”的生死考验更为严酷的挑战?在同道中，和师长辈的李翠贞、同学辈的顾圣婴、学生辈的许斐平死于非命相比，叶惠芳知足了。经过劫难和反思的叶惠芳对艺术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每天练琴、读书、听音乐、思考、散步、教学，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生活充实安详。叶惠芳教授内心有一个丰富的世界。

    二、历经磨难　人生竟如此曲折


　　叶惠芳1930年10月4日出生于上海淮海中路1200弄43号老宅。叶家原籍福州，祖父是一名中医。父亲叶光甫是叶家长子，毕业于福州的教会学校，自幼受到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合璧的教育，中英文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书法，实用知识面宽，同时又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勤奋向上、清正廉洁的品德，人称“福建才子”。母亲黄兰玉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知识女性，基督徒。和叶光甫一样，也是在福州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英文极好，擅弹钢琴唱歌。黄兰玉常年在孤儿院义务教孩子弹琴唱歌，参加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施舍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人们。

　　叶惠芳姊妹四人，大姐耀芳、二姐琼芳、弟弟敦和。爸爸是个“严父”，对孩子们的学习十分较真，因此叶家孩子都努力进取。

　　母亲在家里常常弹琴唱赞美诗，孩子们耳濡目染，都对音乐向往着、憧憬着。这一段遥远的回忆。叶惠芳隔70年翻开它如醇醪一般芬芳甜蜜。

　　4岁时，母亲和姐姐就开始对惠芳进行钢琴的启蒙教育，稍有长进，家里就聘请了音专的李明珍教授正式教惠芳。李明珍教授系统正规的教学为叶惠芳的钢琴生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惠芳从来不因练琴而使大人烦恼，悟性又好，琴艺小断进步。

　　抗战时期，父亲只身随同民政府内迁重庆工作，母亲带着姊妹四人在孤岛上海苦苦度日，艰苦的岁月惠芳也没有停止学习钢琴。

　　1945年日本投降，叶光甫被政府派往台湾省任盐务局长兼盐业公司总经理，一家人随父赴任，住在台北。惠芳转学到“台北市第一中学”念书，那里的学生都说日本话，很排斥外省人，但叶惠芳生性和善可人，很得同学喜爱。

　　父亲叶光甫是个敬业正派之人，台湾省刚从日本帝国主义50年殖民统治下光复，有许多事要做。他整日东奔西走，忙于公务，不和那帮“劫收大员”们同流合污。旧官场上的人都知道“盐务局长”是个“肥缺”，是个敛财晋升的好职位，许多人惦念着，觊觎着。叶惠芳清楚地记得，不速之客把金条和手枪摊在桌上与父亲谈话的情景，那分明是威胁加利诱，显然父亲不为所动。一家人预感到不祥。

　　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地繁忙，经常公出。一天夜里母亲叫醒孩子们说，不好，你爸爸出事了——母亲真的有感应。果然，不久即有电话来告知，父亲在台北至台中的铁路上遇难，很惨，父亲被火车碾得身首异处，据判断是一起谋杀案。父亲死时才45岁。父亲是天，现在天塌下了，这样的灾难降临在叶家，是何等沉重的打击，母亲和孩子们的心头创伤是巨大的、终生的。母亲很坚强，为了孩子坚持好好地活着。

　　母亲经亲友推荐，来南京中华女中任教，叶惠芳也跟着在女中读书，为期半年。毕竟上海是老家，母亲辗转又回到上海，在“上海进德女中”谋到了教师职位。叶惠芳就是在进德女中完成了高中学业。

　　母亲黄兰玉尽管为生活而工作得很辛苦，但上海基督教难童教养院的义务教学仍未间断。解放前夕教养院来了一位男孩很有灵气，黄兰玉很喜欢他，教他弹琴，教他音乐基础知识，男孩极具音乐天赋。不久教养院被遣散，唯独会弹琴的男孩被安置在育才学校读书。后来男孩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又直升本科指挥系，最终成了新中国著名指挥家，他就是卞祖善。卞祖善成功后对他的音乐启蒙老师黄兰玉感恩戴德，见面唯下跪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卞祖善在“上音”学习时，叶惠芳正在当助教，居然相逢不相识，直到1996年，卞祖善率“中芭”来南京演出，才得以隔40年再度谋面。他在写给叶惠芳的信中说：“我与音乐本无缘，完全是由于令堂大人——恩师黄兰玉老师的厚爱，我作为一名流浪上海的孤儿才得以有机会学弹钢琴，我的音乐人生就从此开始了，这是我时刻不会忘怀的。每想起黄老师，我就十分感念，无限感慨。您是我学生时期十分崇敬的杰出的钢琴家。您的音乐会我们当时几乎是每场必听，您才貌双全，光彩照人，当时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可是从来未知晓您就是黄老师的‘千斤’……后来——我1961年赴京工作，知遇琼芳大姐方才恍然大悟。那时起就十分想有机会能拜访您。因此，本月二十四日得以造访贵府，我激动、高兴的心情就不言而喻了。”(见1996年11月29日卞祖善亲笔信)

　　1949年叶惠芳高中毕业，母亲希望她考医学院，将来做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可是叶惠芳在音乐中陷得很深，不能舍弃。母亲只好同意，但说“上音”文化教育不全面，还是报考名牌学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金女大”和上海进德女中同是教会学校，当年叶惠芳的高考，专业考试在“金女大”，文化考试则是“金女大”派人在进德女中举行的。

　　1949年秋，叶惠芳在南京开始了她“金女大”的大学生活。起初由留学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的胡惜苍教授为她上钢琴专业课，不久胡惜苍教授迁居香港，改由同是留美的李嘉禄教授。李教授毕业于内布拉斯加道安大学音乐系和州立大学音乐研究院。1951年回国在“金女大”任音乐系主任。叶惠芳在两位留洋教授的精心培养下，专业水平突飞猛进。“两位留学美国的导师那精湛的琴艺和他们的文化底蕴，使叶惠芳得益匪浅，特别是李嘉禄教授，满腔热忱报效祖国，为在中国培养钢琴人才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撼动着叶惠芳的心灵。叶惠芳刻苦学习，刻苦练琴，每年门门功课全优，获全免奖学金。”李嘉禄教授在专业上对叶惠芳影响很大，2006年5月叶惠芳教授应上海音乐学院之约写了一篇《忆李嘉禄先生》的文章，其中写道：“……我很快就发现他带来了先进的弹奏方法，概要地说，就是靠人体本身的重量，通过肩、臂、肘、手腕直至手指的第一关节灌注到键盘上，从而通畅地控制音量音色，使音乐与演奏者紧密地协调一致，这就是所谓的‘重量弹奏法’。这种弹奏方法仿佛替我开辟了一个开阔的天地，很多技术问题都迎刃而解，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多了，促使我开始思考并研究如何真正深入地演奏钢琴。”“李先生在教学中不仅教学生钢琴的技能、音乐的内涵，还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毅力和创造力，为了学生的发展殚精竭虑。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榜样。”在校期间，由于叶惠芳专业优秀，被南京部队聘为文艺战士的钢琴老师。叶惠芳的在校表现很得校长吴贻芳的喜爱。4年本科叶惠芳用了3年时间修满学分，1952年获准提前毕业。

　　新中国，大学生毕业要填报志愿，叶惠芳向组织申请“到沙漠地带去工作”，她认为沙漠里最艰苦。组织上告诉她沙漠地带没有钢琴，你的专业无法发挥作用，还是派你到济南教育局报到吧。叶惠芳服从分配，背起行囊提了把小提琴直奔山东。叶惠芳会拉小提琴。大概无人知晓，那是读中学时，随“上音”陈又新教授学习的，拉完了《开塞练习曲36首》。后来叶惠芳的兴趣终究还是回归了钢琴。济南教育局根据叶惠芳的专业，又把她派往青岛，青岛曾是洋人聚居地，有钢琴的学校多些。大学毕业生叶惠芳，在美丽的青岛坐了一辆黄包车，载着行李和小提琴一路驶进青岛市第一中学，那一瞬间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在青岛一中，叶惠芳和一位教英文的老处女同住一问破旧的小阁楼里，一点也不觉委屈，相反热情无比高涨。一中有一架钢琴，白天，叶惠芳弹琴教学生上唱歌课，她的嗓音挺好，当年温可铮在“金女大”兼课时就曾劝叶惠芳改行学声乐，叶惠芳不喜欢。现在工作需要，也只好现学现“卖”，效果不错。夜晚，叶惠芳还是拼命练习钢琴。青年叶惠芳虽没有实现去沙漠地带工作的愿望，但在青岛一中，同样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着。

　　也许是全国“院系调整”后李嘉禄教授调往“上音”的缘故，“上音”得知了这位高材生正在青岛教孩子唱歌，于是设法将叶惠芳调往上海音乐学院担任了钢琴系助教。在青岛叶惠芳大约有半年的光荣工作经历。

　　到“上音”任教后，叶惠芳在钢琴艺术上仍求知若渴。那时还没有研究生可读，她就继续随李嘉禄教授进修。当时“上音”在郊区江湾。每天上班路程来回要3小时。叶惠芳每周被安排24节课，还要进修练琴，负担虽重，但叶惠芳精力充沛都能一一应对，专业不断进步。当年黄晓同、李遇秋、施尔康等都曾从叶助教学习过钢琴。那时候，这位小助教演奏、教学俱佳，深得学院的器重。

　　1953年上海市文化局计划举办柴科夫斯基逝世60周年纪念音乐会，经学校推荐，上海交响乐团特邀叶惠芳加盟演奏《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三部钢琴协奏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气势磅礴，技巧精湛，富于激情，全曲三个乐章，表达了作曲家对光明、欢乐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叶惠芳在范继森、李嘉禄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下，完成了全部练习。演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黄贻钧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协奏，连续公演7场，获得空前成功，在新中国音乐界震动不小。叶惠芳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奏人才。贺绿汀院长在家里专门约见叶惠芳，勉励她努力钻研，刻苦训练，再攀高峰，“将来挑重担”。贺绿汀先生的鼓励和嘱望，叶惠芳至今记忆犹新。

　　1954年，苏联派遣的第一批音乐专家来华，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家谢洛夫先生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为期两年的大师班。叶惠芳被选拔到该大师班学习。同被选人的还有顾圣婴、殷承宗、李瑞星、史大正和王羽。叶惠芳和王羽当时是钢琴系青年助教，其余人都是学生。谢洛夫先生教学非常严格，进度很快，大家学习十分刻苦。叶惠芳此时还单独跟随桑桐教授学习“和声学”，旁听李翠贞、吴乐懿教授的钢琴专业课。这段时间叶惠芳边工作边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技能得到了充实，她逐渐成熟起来。谢洛夫大师班结业后，1957年，叶惠芳奉调去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她仍不满足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央音乐学院又拜在朱工一教授和第二批来华的苏联专家塔图良夫人的门下继续学习。叶惠芳这种钻研进取的精神，来自师长的身教和她自己对钢琴事业的热爱。

　　1959年，刚刚调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黄友葵教授手下缺人才，想到了叶惠芳。黄友葵教授任国立音乐院声乐系主任时，曾在“金女大”兼课，早就认识这位小才女。黄友葵征得叶惠芳本人同意，便把她调来“南艺”工作。黄友葵教授一举两得，叶惠芳调来“南艺”，新婚的石中光也顺理成章地调来了“南艺”。这对夫妇的调来，使“南艺”的音乐表演专业实力陡增。叶惠芳是个忠诚的人，黄先生千里迢迢把自己调来“南艺”分明对她寄予厚望，她只有勤奋工作予以回报。黄友葵先生也十分关爱叶惠芳，常常得了稿费，就把叶惠芳拉到一边，拍拍自己的口袋，悄声说，有钱了，我请你吃虾仁!

　　“文革”中叶惠芳免不了被批为“白专道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下放劳动，改造思想。这大体是当时稍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好在叶惠芳习性沉静不张扬，“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这一场浩劫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到了全中国风靡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时候，“南艺”工宣队起用了叶惠芳，派给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弹奏协奏曲《黄河》。荒疏多日的琴艺，要在短期内恢复，完成这样大型的技巧性很强的作品，没有扎实的钢琴基本功、对乐谱的强记能力和对音乐的高度领悟力是无法做到的。叶惠芳夜以继日地练习，赶进度，最后如期开演，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等剧场连续公演37场。这背后叶惠芳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心血，有时真的“血染琴键”!叶惠芳还与省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黄孝慈等合作演出过钢琴伴唱《红灯记》，在舞台上身着解放装，扎根皮带，戴一顶军帽，现在的钢琴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上台弹琴。

　　叶惠芳的演奏生涯主要在她的中青年时期，那时候她在上海、北京、南京多次参加音乐会和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与她合作的有上海交响乐团、江苏爱乐乐团、南京艺术学院交响乐团等。演奏的曲目有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等等。可惜当时的舆论宣传、音乐评论不完备，留下的资料很少。

　　“文革”后黄友葵被平反升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音乐系的重担落在了叶惠芳的身上。叶惠芳“荣升”系主任，是在“南艺”党委主持下，通过音乐系教职工“海选”产生的，众望所归，叶惠芳无法推辞。在音乐系主任的岗位上，为了音乐系获得更好的生源。她与几位副主任共同努力恢复了音乐系中专部，为后来“南艺”培养出许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她主张艺术在交流中发展进步，利用自己与“上音”的关系，做个“二传手”，把“上音”邀请的外围专家统统引进到“南艺”讲学及演出。叶惠芳还八方努力请命，为音乐系购置了一台“斯坦威”大三角钢琴。这在当时是震动江苏音乐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动用了国家近百万元人民币。

　　1985年叶惠芳应日本名古屋艺术大学之邀赴日讲学和演出，深受日方好评，载誉归来。

　　叶惠芳和黄友葵先生一样，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以后，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南艺”音乐学科的建设上，牺牲了个人专业上的发展。尽管这样，叶惠芳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撰写了著作《钢琴教学中的若干问题》和专著《钢琴家教指南》。1986年晋升为教授。她连任了两届系主任。

　　1988年叶惠芳因感情纠葛与丈夫分手。这次打击十分沉重，导致内分泌紊乱，皮肤变得粗糙，眼里流出的不是泪而是混浊的黏液，一度人很萎顿消沉。可是叶惠芳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强自救的能力，半年内便自我解脱。人的一生不是为一个人活着。还有值得好好活下去的东西，比如音乐、文学，比如亲情、友情……叶惠芳自幼就懂得不和自己过不去，该放手时就放手。

　　1990年应上海音乐学院邀请，叶惠芳以专家身份赴“上音”讲学。昔日崇敬的师长、朝夕相处的同窗和曾经教过的学生重又相见，使她感慨万千。这是她最赋梦想的年代工作和学习的地方，这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包括她的初恋。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石中光，当年范继森教授、杨嘉仁教授那般地呵护他，他的音乐悟性高，思维活跃有激情，指挥有魄力，从不怯场……那张照片，谢洛夫大师班的全体合影，坐在谢洛夫身边的她，青春美丽，站在她身后的是大名鼎鼎的“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时顾圣婴还是学生，而叶惠芳已是青年教师……讲学期间，桑桐院长认为无论专业或资历，叶惠芳留在“上音”非常合适，叶惠芳也觉得“上音”的氛围更适合自己。“上音”遂向“南艺”发函商调，“南艺”院长不准，说，除非我下台。

　　叶惠芳在“上音”讲学持续了一年多，期间，她应文化部聘请出任了美国斯特拉文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爱尔兰都柏林国际钢琴比赛、保加利亚凡拉第加罗夫国际钢琴比赛、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赛评委。

　　1991年又应美国哈特福特大学邀请赴美讲学。旅美期间叶惠芳向“南艺”提出辞呈，向院长陈述于公于私的理由，院长挽留再三才批准并同意办理退休。在美期间。她以花甲之年在新泽西州举办了独奏音乐会，展示中国钢琴家的钢琴艺术，向美国听众推介中国钢琴作品，还参加了加州音乐家协会、全美钢琴教师协会，并为美国琴童上课。为美国孩子上课叶惠芳很有些想法，美国的家长送孩子来上课，丢下孩子开车就走，去办事去采购。到时再来接，从不关心孩子学琴的状况，与中国家长相比天壤之别。时间久了，叶惠芳觉得这种教学意义不大，培养不出人才，尽管他们付美元。这件事是促使叶惠芳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叶惠芳旅美两年，遂又回到她熟悉的、爱恋的南京艺术学院校园。

　　尽管叶惠芳教授已经退休，“南艺”仍在专业上十分仰仗她。在办学理念、学科发展、尖子生的培养上都希望听到叶惠芳教授的意见和建议。

　　2000年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为叶惠芳教授从教50周年举办了三场音乐会，两场在“南艺”音乐厅，一场在南京师范大学贻芳报告厅。首场音乐会省委宣传部领导、江苏省文化厅、文联领导和许多音乐家到会祝贺。参加演出的都是叶惠芳教授各时期和获奖的学生。演出十分成功，鲜花簇拥着叶惠芳教授在舞台上留下了珍贵的照片。